第209章 吴三桂 1 公元1643年，也就是崇祯十六年的正月，祖大寿在盛京收到了一封信。 写信的人，是委托一名蒙古人把信带来的。信的内容，应该是让祖大寿不满意的，尤其是那几句话： “世承国恩，誓灭女真以报……存二心之臣，如何全身而退？只求富贵，反先殒命”。 “存二心之臣”，祖大寿觉得是在指自己。 祖大寿，当年是为大明王朝镇守东北边关的名将，在宁远之战和宁锦之战中都立下赫赫战功，但在1631年孤立无援的情况下降了皇太极，后又归明，在松锦之战中死守锦州两年之久，最终在1642年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再度降清。 两度投降之后，祖大寿虽然没有被剥夺“总兵”的头衔，但并没拿到兵权。只是他的声名太过显赫，在明朝的边关一线，大多都是他的昔日旧将，所以皇太极就让他出面，给对面阵营的一些主要将领写劝降信。 祖大寿收到的这份回信，就是对他之前发出的一封劝降信的回复。 信中不仅呵斥他是“存二心之臣”，还质疑他“如何全身而退”？甚至还咒他“反先殒命。” 如果是别人也就算了，祖大寿这次劝降的对象，是他自己一手带大的外甥——这个外甥如今率军镇守宁远，是满清入关最大的障碍。 这个并不给面子的外甥这一年36岁，姓吴，叫吴三桂。 2 吴三桂，1608年生人，祖籍徽州。 在吴三桂小时候，就跟随祖父迁居山海关外的前屯卫中后所（今辽宁绥中）。 吴三桂的家是将门世家，父亲叫吴襄，让吴三桂自幼习武，所以他年纪轻轻就能骑会射。吴三桂的母亲去世得早，吴襄趁奉旨调回北京的时候，又娶了一个妻子——这个妻子的哥哥，就是当时的镇边名将祖大寿。 换句话说，吴襄是祖大寿的妹夫，而吴三桂自然就是祖大寿的外甥。 吴襄和祖大寿都当到过辽东总兵，而吴三桂也没有辜负“将门无犬子”这句话，不到二十岁就中了武举，之后就开始随着父亲和舅舅南征北战。从遵永大捷到邮马之战，从吴桥兵变到收复登州，吴三桂英勇善战，冲锋在前，立功无数，31岁就做到了宁远团练总兵。 1640年，蓟辽总督洪承畴率军解救被清军围困的锦州，麾下八个总兵，吴三桂手下的两万兵马最强，也最敢打。他创造性地用一千精锐骑兵，分成二十队，用二十支写上统领骑官的竹签指挥，分进合击，冲突决阵，如入无人之境。夹马山一战，吴三桂面对剽悍的清军毫无惧色，双方硬刚，一扫明军之前的颓势。 松锦之战，明朝关外最后一支苦心拼凑起来的大军被清军围歼，阵亡五万余人，只有吴三桂一支部队在突围时放开小路不走，大摇大摆走大路，最终成功地跳出清军包围圈，得以死守宁远。之后，拥有唯一一支成建制部队的吴三桂在宁远收拾残阵，稳住阵脚，多次以少胜多，击退清军的进攻，并拒绝清军的诱降。 为此，崇祯皇帝特别喜欢和倚重吴三桂。1643年，清军再次迂回绕道入关骚扰，威胁京师，吴三桂奉命入关勤王。清军退去后，崇祯帝在紫禁城武英殿亲自宴请吴三桂，并赐予了他尚方宝剑，大加勉励。 只是在那个时候，崇祯帝自己已经是焦头烂额了——即便关外的清军此刻完全蒸发消失，国内的李自成农民起义，也已经是火烧眉毛。 1644年的开春，吴三桂接到了崇祯的调令：放弃宁远，迅速率大军回北京勤王。 此时，李自成的部队已经攻陷了太原，兵锋直指北京。 吴三桂未必知道，崇祯皇帝在对他发出这道调令前，和殿上群臣在“甩锅”和“背锅”之间进行了多少次的博弈。他只知道，作为大明臣子，必须服从命令。 只是多年镇守边关，关外早已军民一体，要放弃宁远，不能舍弃百姓，吴三桂麾下军民共50万人，从三月初启程，日行十几里，三月十六日才抵达山海关。 等到三月二十日抵达唐山附近，几乎可以遥望北京的时候，吴三桂得到了消息： 李自成的部队已经攻陷了北京城，崇祯皇帝上吊自杀了。 从关外到北京，本来只有一条道路。 但如今，前方和后方，乃至其他各个方向，似乎选择的道路一下子多了起来。 手握大明王朝最后一支关外劲旅的吴三桂，来到了自己人生的十字路口。 3 摆在吴三桂面前的，其实有三条路。 第一条路，是继续效忠朱家的大明。 这条路本来应该是吴三桂可以选的唯一一条路，不然他也没必要大张旗鼓卷铺盖从关外一路往北京赶。 但这条路的最大问题是：大明没了。 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出崇祯当初“破罐子破摔”带来的恶果：自己不肯南迁，也不让太子南迁，导致自己两脚一蹬后，“真命天子”没了，群龙无首。 有时候，旗帜未必自己要有多大能力，它的意义就是要存在。 那么，明朝当时不是还有南京吗？但设身处地地想：失去效忠目标的吴三桂，与淮河以南的明朝残留势力音信断绝，互相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情况，而且远隔万里，当中隔着已经投降李自成大顺政权的无数城市，如何会合？ 所以，这条路先断了。 第二条路，向后转，投降多尔衮的满清。 这条路，应该是吴三桂最不想选的。在关外镇守多年，吴三桂率军与清军多次搏杀，都是刺刀见红的，虽说是各为其主，但毕竟各自都砍下过不少对方兄弟手足的头颅。即便皇太极其实不止一次写信劝降吴三桂，但这层膈应，总是在的。 更何况，毕竟还要讲一个“华夷之辩”，满清在那时候属于留着“金钱鼠尾”的异族，一个汉族将领投降异族，肯定是要背骂名的。 所以，这条路也不是上策。 第三条路，原地待命，宣布效忠李自成的大顺政权。 这条路，吴三桂其实并不反感。 首先，李自成政权是汉人政权，这是个大前提，不像满清是异族。而且吴三桂和大顺军基本上没有任何恩怨，不像和满清，双方互杀多年。 其次，李自成攻向北京，一路势如破竹，大批明朝官员已经投降了大顺政权，其中像唐通、白广恩这样的边关将领，曾经都和吴三桂出生入死共事过，也全都望风而降了——应该说，大顺那时候让人感觉是众望所归，吴三桂也没什么心理负担。 更何况，像唐通这样兵力和地位都远逊于自己的人，一投降大顺就被封了“定西伯”，接到唐通劝降书的吴三桂，不可能不心动。 第三点，也很重要：吴三桂的父母等直系亲属当时都在北京，全在大顺政权的控制之下，自己一旦有个轻举妄动，全家肯定遭遇不测。 综合各种因素，三月二十二日，吴三桂在永平府（今河北省卢龙县）贴出了安民告示： “本镇率所部朝见新主，所过秋毫无犯，尔民不必惊恐。” 何为“新主”？指的就是李自成。吴三桂此时已经决定，接受李自成的招降，并且准备开赴北京，接受李自成的召见。 三月二十六日，吴三桂的部队前行到了河北玉田县，离北京已是咫尺之遥。 就在这一天，吴三桂个人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全军一百八十度向后转，沿原路，极速回杀山海关。守关的唐通忽然从后方遭袭，猝不及防，只能弃关退守一片石。 吴三桂重新占据了山海关。 他改变主意，不投降李自成了。 4 关于吴三桂为何忽然“转舵”，史界历来有各种说法。 不过一般所公认的是，坊间一直被津津乐道的所谓“冲冠一怒为红颜”，可信度实在不高：吴三桂当时的抉择不仅仅关系到个人生死存亡，更会影响到包括父亲在内的全家老小的前途，怎么可能所有的起因都只是为了一个叫陈圆圆的小妾？ 史料给出的记载，主要还是因为吴三桂得到了一些来自北京方面的消息。 按记录明末清初之变过程的《謏文续笔》记载，吴三桂在临近北京时得报，他的父亲吴襄被李自成的人索饷二十万，说是要罚没他的赃款。吴三桂一听，觉得自己如果去北京无疑是自投罗网，于是掉头就走。 按同样记录明末清初之事的《流寇志》记载，说当时北京的吴家逃出一个仆人，说吴襄全家都被李自成派人关押，财产全部抄没。吴三桂一听大怒，决定改变心意。 无论是《謏文续笔》的作者张怡，还是《流寇志》的作者彭孙贻，对农民起义军其实都是相当蔑视的，所以他们笔下的记录未必可信。而从当时李自成要招降吴三桂的动机来看，也不至于如此难为吴家。 而且以当时的时局来看，即便两件误报的事为真，未必就能排除是否有人在其中“做局”的可能。 但无论如何，两个原因都指向了一件事：追赃。 事实上，李自成部队入京之后，对明朝官员“追赃”，对大顺政权其实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李自成农民出身，深知农民的苦，所以在起义后一直以“免赋”作为大旗，而自己的军费和政权经费都是依靠对没收官绅财产和明朝藩王家产来支撑的。 从特定的历史阶段出发，这样的政策当然有必要性，也确实团结了广大劳苦民众，为“闯王”一路势如破竹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但在1643年后，尤其是在进占北京之后，李自成应该清醒地认识到： 他已经是从“打天下”向“守天下”转变了，在天下未定的时候，如何尽量缩小打击面是当务之急，他应该尽快放弃向官绅地主罚没和追赃，而转向相对温和的征派赋役，以及严厉地整顿吏制杀鸡儆猴——要通过适当保护地主官绅的利益，换取他们的支持。 但李自成并没有做出改变。一方面，这表明他确实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始终代表农民阶层的利益，但另一方面，说明他在全局意识和长远目光上遭遇了瓶颈，无法在合适的时间做出合理的改变和让步。 而归结到具体事例，吴三桂其实就是因此产生的一个变量。 吴三桂家人都在北京，自己在北京也布有耳目，不可能不知道大顺政权在北京的所作所为。 出于对未知不确定性的恐惧，吴三桂的动摇也在情理之中。 但导致吴三桂“反水”并一举影响两个王朝格局的，绝非李自成一个“追赃”的政策。 在军事上，李自成也确实太轻敌了。 5 从某种角度上说，李自成能够推翻明朝，关外满清可谓“助力”不少。 如果不是崇祯面临两线作战，屡次三番从陕西三边抽调兵力去堵关外的“窟窿”，李自成绝不会打得如此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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