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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些药，医生一定会叮嘱，要连续吃，不能停，因为一旦停止服用，病情就会急转直下，比吃药之前还要差。如果病人在这个时侯已经有自杀倾向，停药无疑是雪上加霜。 那种折磨不只是心理上的，还有生理上的，因人而异，有人会觉得心脏疼，有人会觉得浑身有虫子在咬，还有人觉得半个身体都是麻痹的等等。 其实在张大丰失踪之前，安闲的病已经达到一个平稳期，而且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李大夫已经在酌情减药。如果能继续保持，再过一两年，停药可期。 可就在这个时候，张大丰出事了。 正如前面所说，每个人的承受能力都是有限的，安闲需要拿出一部分精力来处理写稿，拿出一部分精力和青春期“闹脾气”的女儿对抗，还要面临外界的许多干扰信息，精力体力已经饱和——唯一令她开心且放松的事，就是和张大丰的关系，他们就要领证了。 没想到好事变坏事，一道“巨浪”袭来，将她灭顶。 安闲的病程就在这样的打击之下迅速反转，她顿时失去了斗志，她的意志力被迅速清空，她的CPU高速运转，她脑子堆满了“为什么”。 她想不通为什么张大丰会遇害，明明之前都好好的，度假村的项目非常顺利，张大丰在这里已经站稳脚跟，吃得很开。她也想不通是哪个环节出了错，张大丰得罪了谁，是出了意外，还是被人灭口？ 戚晚带安闲去医院，李大夫给换了两种药，药量也比较重。 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只能以毒攻毒。 安闲服药之后没两天就开始出现副作用，情绪比之前还要差。 尽管她们都知道会有这个过程，但她根本控制不了自己。 结果就是，戚晚也被安闲的情绪影响，她的焦虑问题越发严重，体重大幅度下滑，还时不时出现头晕目眩低血糖的情况。 戚晚白天还要上课，因精力跟不上，不可能二十四小时看着安闲。 安闲擅自停药，少吃了几顿，戚晚也没有立刻发现。 余钺对江进说：“停药这件事是在安闲去世之后，戚晚才知道的。医护人员从安闲的枕头套里翻出药粒。还有，戚晚锁在柜子里那几个药瓶，里面的药片是混放的。但戚晚根本不记得为什么药片会放错，她当时整个人都傻了，回答问题语无伦次——这部分我是听林新分局的同事说的。” 江进：“我也问过，他们说当时也有过‘弑母’的可能，但这件事证据不足。而且戚晚状态不对，他们还找到戚晚病历单，又为她安排诊断，证实她也患有精神分裂。” 余钺：“她们母女的病都伴有强烈的妄想症状，这类病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会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声音，出现没有发生过的记忆，分不清幻觉和现实，而且总感觉有人要害她们。安闲先是怀疑张大丰遇害，进而就想到害张大丰的人可能还会来对付她。戚晚带她去医院，拽着她做检查，让她吃药，她就怀疑戚晚和李大夫要联手毒死她。反过来也是一样，戚晚的妄想症装虽然没有那么严重，但在这样高强度的压力之下，她也开始产生幻觉。” 戚晚和安闲的幻觉、妄想，就在这个契机下严丝合缝地融合到一起。 安闲认定戚晚要毒死她，每天吃药都要连哄带骗，甚至硬塞。安闲难免会说一些胡话，甚至说张大丰就死在她们的房子里，尸体被戚晚藏起来了，是戚晚杀了他。 这样的疯言疯语，换一个正常人听，只会又好气又好笑，不会和病人计较。但听在本就“做贼心虚”且同样发病的戚晚耳中，就成了另一种意思。 戚晚知道有妄想症的病人，会突发攻击性行为，因为在病人看来，是有人要伤害他，他只是自主反击。 直到某一天，安闲拿起刀对准戚晚，口中质问着张大丰的尸体到底在哪里，是不是接下来还要杀了她。 从这天开始，戚晚便开始夜不能寐。 戚晚每天晚上都能听到门外安闲的脚步声，听到安闲扭动她房门的把手，听到安闲趴在床边在她耳边说话。 至于安闲到底有没有这样，没有人知道，这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戚晚的妄想。 就这样，母女之间开始对抗，互相防备、警惕，每天都像是谍战片，看谁先拆穿谁，看谁先杀死谁。 在这样焦灼的情况下，她们之中一定会有人死，或者一起死。像是那种手牵手共渡难关的可能根本不存在。 江进这时说道：“也就是说，戚晚当时已经认定安闲要杀她。那么戚晚为求自保，是有可能做出‘反击’的。她有充分的杀人动机。哦，不能叫杀人动机，在他们眼中那就是防卫。” 余钺：“这件事戚晚没有和任何人讲过，她一直埋在自己心里。她发高烧的时候半夜坐起来说胡话，我和她‘聊’了很久，她事后全无印象。我也是那时候才得知，原来她的心病在这里。” 江进：“她怀疑是自己害死了安闲？” 余钺点头：“因为她不确定药瓶里的药是她调换的，还是安闲偷拿了钥匙换掉的。唯一肯定的是安闲自主停药，还把药片藏起来——因为她觉得那是毒药。但事发那天，安闲为什么突然抓了一把藏起来的药，一口气塞到嘴里，原因不得而知，戚晚也想不起来。她唯一的记忆就是在那之前，她们大吵了一架，安闲发出攻击，戚晚跑进屋里反锁房门。后来那边的派出所做过鉴定，证实安闲是自己吃的药，而不是有人强行喂药，因此排除了戚晚的嫌疑。” 江进顺着余钺的描述去想象。 以他们刑警的思维来看，这件事很难揪出真相，还原事实，只能从逻辑推导的角度去勾勒出一个可能性最高的故事版本。但法律上讲的不是可能，而是铁证。 安闲因服药过量而死，这件事和张大丰、刘锋鸣的死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戚晚在场，且戚晚是唯一活着的目击者。 但问题是，即便可以证明张大丰和刘锋鸣的死就是戚晚动手，也不能因此去证明安闲的死也是戚晚动手，三者之间没有直接关系。何况当时医生也给戚晚做了详细的检查，证实她也处在精神分离的发病期。 再说余钺。 程序上余钺已经充分配合，非常主动地提供可能和戚晚有关的犯罪证据，这部分根本无从指摘，徇私包庇就更加称不上。 然而从人情上讲，余钺有没有挣扎过，有没有试图帮助过戚晚？不能说完全没有，但这部分是缺乏证据的，这世界上也不存在思想警察、道德警察，要钻进人的大脑和心脏里找瑕疵。 警察这个职业是光辉的，伟大的。 但作为一个人，有谁敢说自己一辈子没有亏过心，没有自私过，永远在牺牲小我成全他人？ 关于处理余钺的内部讨论，江进也参与了两次，因上面也需要他的意见。 江进想了很久，如果真要说余钺有什么“问题”，应该就是他过早铺垫戚晚有精神分裂这件事。特别是张大丰遇害那天晚上，戚晚离开夜阳天之后还和余钺见了一面，余钺是唯一可以描述戚晚当时状态的证人。 余钺这样做的动机只有一个，那就是他已经察觉到戚晚的犯罪嫌疑。 但站在事实层面讲，这一点依然没有证据支持。法律需要的是余钺确实知道戚晚犯罪的证据，而不是余钺觉得戚晚犯罪了，余钺可能猜到戚晚犯罪了。 抛开法律不说，只说内部审查，这一点虽然无法证实，却成为了一个疑点，一个瑕疵，对余钺做调职处理。 别说是外人，这件事就连余钺的家人都无法理解。 他们到现在都充满了问号，余钺的父亲拒绝与他说话，余钺的母亲不停在追问为什么。 事实上江进也是不理解的，但再回头看看那些他处理过的案子，似乎又能明白一些。 一些人认知中的“理所当然”，“就该如此”并不是随时存在，生活里总是充满了“意想不到”，“怎么会这样”。 当自己认定的“想当然”和现实发生碰撞时，大概率会产生偏差，固有认知被推翻，对社会的理解经历崩塌和重建。 江进临走之前，问了余钺最后一个问题：“案发当晚，你确实看到戚晚神情恍惚、心不在焉么？” 余钺正准备起身，听到这话停了一瞬，随即站直了看向江进，说：“当然。” 江进笑了下，既没有继续刨根问底，也没有用眼神质疑，他只是说：“刑侦方面你是个人才，内部讨论的时候，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可惜’。的确可惜。老师说的没错，你不适合做刑警。” 作者有话说： 本章有两点要说： 1、抑郁症。这个病我个人感觉，将会在未来十年间发生质变。现实往往就是如此，要发生质变才能引起社会重视，引起重大变革。比如《我不是药神》原型故事。而引起这样质变和变革的，通常是由悲剧开始的。它一定要“接近”老百姓的生活，而不是发生在听说和传闻中，是随时随地可能变成身边人，甚至变成自己，成为关系到民生的重大问题，才有足够的力量去推动。 普通人现在能接触到的数字还是少数群体，以为离得很遥远，事实上内部数据是非常吓人的，以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问题。到有一天这个群体数字以“怎么生活里到处都是”的形态出现，才会引起老百姓自动自发地关注重视。 这就像是癌症，二十年前大家对这个病很遥远，但随着癌症病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年轻化，且经常出现之后，大家才开始关注自己和家人健康，医药发展也因此推动。 选择视而不见，问题是不会变好的，有时候一个“病毒”出现，第一步一定是正视它，第二步是让它发出来，而不是憋在身体里。 2、警察这个职业老百姓是有滤镜的，尤其是在影视剧里。咱就事论事，从人的角度说，做这个职业的是人，是人就有人性。人性中自私的东西占有更大比例，所以当一个光辉的职业套下来，就需要和人性进行对抗，自我约束。 内部审查的制度程序保守严谨，需要有理有据，不能只靠感觉、直觉。有一些案件，明明已经锁定犯罪嫌疑人，就是因为直接证据缺乏，而无法定罪。当然还有一些徇私违规的事，这就不说了。 以上，现实（客观）和个人认知（主观）一直是存在差距的，个人认知面临现实冲击是必然的。现实发展不会以任何人的意愿而改变，只会按照既定规律运转。 好啦，下章写姚珹、姚仲春番外。 红包继续～
第218章 Chapter 8 ◎姚仲春◎ 后续， 番外，“如果”版本 Chapter 8 姚珹是最了解姚仲春的人，比姚仲春的姐妹、姚家老爷子更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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